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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。
“大学者，大师之谓也，非大楼之谓也。”我们先来看看当时的西南联大究竟聚集了哪些学术大腕：
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著名教授有刘文典、闻一多、朱自清、杨振声、唐兰、罗常培、罗庸、游国恩、浦江清、王力、吴必、叶公超、陈福田、莫浮芹、柳无忌、闻家驯、钱钟书、吴达元、陈寅惜、钱穆、郑天挺、向达、雷海宗、姚从吾、皮名举、张荫麟、吴晗、冯友兰、汤用彤、金岳霖、冯文潜、沈有鼎、容肇祖、贺麟、陈达、潘光旦、陈序经、吴景超、李景汉、费孝通、陈岱孙、燕树棠、张奚若、钱端升等；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名家有江泽涵、杨武之、陈省身、华罗庚、许宝碌、姜立夫、赵访熊、饶毓泰、郑华炽、吴有训、周培源、赵忠尧、张文裕、赵九章、吴大酞、王竹溪、任之恭、曾昭抡、杨石先、黄子卿、李继侗、陈祯、吴蕴珍、沈同、施嘉场、叶企孙、陶葆楷、庄前鼎、刘仙洲等。这些人在当时的文学、史学、哲学、社会学、经济学、政治学、数学、物理学、化学、生物学、工程学等研究领域,都是如雷贯耳、举足轻重的人物。换言之，西南联大可谓一流学者云集。
在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中，西南联大教授中的院士有26名，占院士总数的32%。其中，数理组的院士28名，联大教授就有11名，占39%；生物组院士25名，联大教授就有5名。占20%；人文组院士28名，联大教授就有10名，占35%。 在学术界最高水平的院士群体中，西南联大一所大学的教授占其席位能达到近三分之一，可见大师云集绝非虚语。
其次回答第二个问题。
西南联大这一学术王国的形成，有很多因素，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：
首先，西南联大身处云南时，云南的主席是龙云，而龙云采取的并非高压政策，而是营造较为自由、宽松的环境。龙云的转变主要来自于中共的统战工作，而蒋介石又对他采取放任态度。蒋介石曾说：“对龙云要容忍，只要服从中央，即使在云南另搞一套，最后还是为我所用，无伤大局。”加上云南又远离政治中心，交通不便，国民党政治渗透十分薄弱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西南联大学者可以保持一种超然独立的姿态，自由地开展学术研究，而不必过多地应付政治干扰。
其次，龙云对西南联大给予直接支持和保护，主要是经济和安全两方面。龙云的秘书的刘宗岳曾这样说：“龙云是云南省主席，对云南的学者、教授，安全上给他们一些保障。经济生活上……龙给他们一些照顾，因此很多高级知识分子都和龙云交朋友。”联大在刚开始“落户”昆明的时候，便得到了龙云的帮助与支持。由于联大刚在昆明立足，办公、住宿条件都十分紧张。龙云在知道这一情况后，便将自己在昆明市中心大宅的东院让出，作为联大的总办公室。
第三，历史选择了梅贻琦成为西南联大最高领导者。对于梅贻琦，相信大家都十分熟悉，他的理念之一，就是教授才是一所大学的核心，而校长只处于辅助地位。正是得益于梅贻琦的民主之风和自由思想，西南联大的学者才能真正落实“学术独立和自由”这七个字。他曾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余对政治无深研究，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，但颇怀疑。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，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。昔日之所谓新旧，今日之所谓左右，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，情况正同。”
第四，学人集团的强大力量令当局颇为依赖和忌惮。这些学术界的一流人物在国内的教育界、文化界，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，有着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力。另外，他们虽然供职于国内，但绝大多数人都是留学发达国家的人物。在联大的179位教授中，留美97位，留欧陆38位，18位留英，3位留日，23位未留学。联大的三位常委，梅贻琦与蒋梦麟是留美的，张伯荃虽未留学，但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修过。5位院长，全部是留美博士。26位系主任，除两位留欧陆，3位留英外，其余都是留美的。这些人在留学国有着广泛的人际联系，具有一定的学术、社会影响力。而当时的国民党统治集团，在很大程度上要仰赖发达国家对它提供军事与经济援助、政治支持。这就使得国民党统治集团对联大学人有所忌惮。因此，这些学者聚集在一起，自然形成了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政治势力分庭抗礼的学人集团。面对国民党政权对学术发展的压制、干扰，这一集团自然有胆量，也有实力对之进行必要的抵制。而国民党政权面对这一学术集团的利益诉求，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做出让步。
第五，战时环境激发出强烈的爱国情感。联大学人对学术的追求表现出异常赤诚、热烈的趋向，其根源在哪里呢？张奠宙在其为陈省身作传时说：“战时的西南联大，生活简单困苦，但学术研究十分活跃，为常人所难以想象。理由很简单，所有的人，都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。”闻一多在给梁实秋的一封信中曾说过一段至今读来仍发人深思的话：“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、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，且有文化被人征服的祸患。文化之征服甚于其他方面之万千倍。杜渐而防微，舍我辈其谁堪任之。”而且，生活于危难与穷困之中，无疑会对他们安心治学产生一定程度的困扰。但这样的生活对于以前一直在“象牙之塔”中，生活优裕，对国是民虞没有太多认识的学人来说，也有着和平年代得不到的教益。那就是使他们对国难之深与民生疾苦有了前所未有的体认。这对激发他们与祖国的广大百姓一同担当苦难、以学术来救国的“道德热情”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总之，陈寅恪所谓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，在西南联大表现得淋漓尽致，才能在学术方面呈现“百花齐放”的姿态。它所奉行的“教授治校”、“通识教育”、“中西会通”、“文理会通”、“古今会通”以及在课程设置等方面的经验，都值得今人认真总结，想来必定能对建设“世界一流大学”有所裨益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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